近日有幸拜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李广宇法官的著作《裁判是怎样写成的》,他详细记录了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和第四巡回法庭工作期间对所办理行政案件的分析思考和探索过程,提炼出“对话式裁判”“实质性裁判”和“彻底裁判”的审判理念和裁判方法,直击审判实践难点,为解决裁判困惑提供了良方。

一、“改”与“不改”的选择之惑

作为一个从事民商事审判多年的法官,阅读过千余件上诉状,发现它们从格式到内容,从行文风格到表达立场,可谓五花八门,百花齐放。由于文化水平、写作技巧不尽相同,我们不能苛求每个当事人或代理人都能提交一份符合法官要求的上诉状,但上诉意见又是每份裁判文书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对上诉状“改”还是“不改”以及“如何改”,就成为民商事法官比较纠结和头痛的问题。“不改”或者说“不大改”自然有他的道理,因为曾有顶真的当事人投诉,说法官对他的上诉状进行了修改,没有保留他的“原汁原味”。几经纠结后,我还是坚持对上诉状进行适当的修改,抛却文字、语句上修改不说,对上诉观点和理由的归纳提炼,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二审的审理方向和审理思路,更为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锁定了争议焦点。

二、法理与情理的选择之痛

法律的生命在于法理,法理是每一个法官都应当坚守的。可是案件办得越多,就越觉得法理与情理会产生冲突,在不断碰撞。作为法官,一面要提醒自己保持公正中立,做到铁面无私;可另一面,毕竟不是超凡脱俗的神仙,每每看到“老实人吃亏”“小人得利”的案例,还是会于心不忍。与其说是在法理与情理中取舍,不如说是想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如何把握情理融入法理的分寸,于是就会倍感煎熬。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将案件再梳理一遍,或者到现场切身感受一下,正如李广宇法官所说的“到塌陷区去”,通过真实切入案件的情境,看清事情的真相,努力寻求情理与法理融合的突破口,力争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虽然这样会拉长写裁判文书的时间,但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三、专业与通俗的选择之难

法官的工作是审理案件,撰写法律文书则更多的是在说服当事人,在把握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让当事人信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地服判息诉,才能落实司法为民的理念。非常赞同李广宇法官总结的“对话式”文书写作方法,这种写作方法能够有效回应当事人的诉求,不仅能让他们知道胜负,还知道为什么胜负。具体到裁判文书的表达方式,则应兼顾专业与通俗,力求两者能达到平衡。以民四庭审理的案件为例,建设工程类案件专业性极强,对于女法官来说,尤其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这就需要在办案过程中查资料、勤学习。只有将相关的知识点学通学透,在撰写裁判文书时才能体现出专业性,才能在准确适用法律条款的基础上,对法律条文作出专业的理解剖析。而土地承包案件和房屋买卖、租赁案件,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案情更涉及家长里短,这类文书的撰写就要侧重于通俗易懂,将法律规定用平实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当事人看得明明白白,心服口服。

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是每一位法官的追求,最后套用书中的一段话“经典文书来源于对案件的精准把握,也来源于法学理论的深厚积淀;来源于理性外表下的殷殷情怀,也来源于对话式文书的孜孜以求”,与各位法官共勉。